特能集团 吉喆:为着延安精神的光芒——人民兵工在延安

　　在人民兵工走出赣南官田、走进太行淮南、走向华北东北、开启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大门的地理版图上，在刘鼎、钱志道、吴运铎、祝榆生等兵工大家所标注的光辉历程上，作为兵工的后来者，每一次浏览、每一次驻步，都会在仰望中俘获思想的升华。

　　当我捧着还带有墨香的《人民兵工精神》，踏入革命圣地延安，面壁黄土沟壑的那一刻，我犹如捧着罗盘，思绪旋转。再次感悟人民兵工精神的时空方位，我发现的是自己的动容和惊羡。

　　此时，人民兵工在延安，早已不见机器厂房的灯火，也已远去了枪炮手榴弹的轰响。看到的也许只是几孔或者几排残缺歪斜的窑洞，让曾经的沧桑变故，静静地坐卧在黄土高原特有的蓝天白云下，听任崖畔上的青草在风中摇曳着那段不能遗忘的记忆。

　　不可能遗忘的。

　　一如我们这些兵工的后来者，一旦触摸这方空气、一旦踏入这段时光，就一定会有摄入心魄的思想徜徉。

　　因为，这里是人民兵工的重生之地。

　　延安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真理坚定信念坚强意志打拼的一块红色疆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并“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这块贫瘠而激情的土地，敞开瘦弱而博大的胸怀，迎来了心中的仰望，接续了党的血脉，承载了革命力量的重构和新生，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转折点——长征的落脚点、抗战的出发点。

　　在官田炉火升起的时候，黄土窑洞的灯盏，也呼应着人民兵工的诞生。与南方如火如荼的革命潮流同样的脉搏，兵工战士追随着陕甘红军游击队，艰难地辗转于黄土高原二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也许头上还扎着白羊肚手巾，却以血脉的殷红、小米的金黄，铺排起迎接中央红军兵工到来的团聚宴。

　　还来不及细究，我的脚步已急切地踏上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兵工事业的脉络和行迹。

　　南梁兵工厂，1933年1月创建于甘肃华池县南梁革命根据地(135年4月迁至甘泉县下寺湾);薛家寨兵工厂，1933年3月创建于陕西耀县照金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根据地失守，兵工厂解散;同时期创建的还有陕北清涧县贺家湾兵工厂和陕北安定县杨砭兵工厂等。这些散布于黄土沟壑的大大小小的兵工厂，支撑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也为日后中央红军的到来，积累了人民兵工重建的滋养。

　　随各路红军的长征和北上的兵工，经历的是一次悲壮的迁徙，数千之巨的各个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兵工队伍，到达陕北的不足五十人。而就是这人民兵工的火种，一经融入黄土地的沟壑梁峁，即刻让贫瘠的土地生发出勃勃生机。

　　1935年9月，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鄂豫皖苏区突围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随即整合陕甘根据地兵工资源组建红十五军团兵工厂，这应该是陕北红军兵工与北上红军兵工的第一次融合。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将陕甘军委供给部与中央军委供给部及其所属兵工厂合并，组建了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兵工厂，厂址选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栾家坪乡十里铺村，也称十里铺兵工厂。十里铺兵工厂的组建，标志着红军兵工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生，也标志着党领导的人民兵工事业，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1936年7月，兵工厂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至志丹县吴起镇;1936年冬，又从吴起镇迁至延安东门外的柳树店村。因为延安的地位象征，柳树店兵工厂由此成为人民兵工史上一个永恒的坐标——在众多奔赴革命圣地投入抗日救亡行列的仁人志士中，兵工制造的行家里手也纷纷走进了柳树店这个小山村。

　　1938年3月，出于安全考虑，兵工厂迁往安塞县茶坊镇，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在艰难环境中诞生的茶坊兵工厂，坚持“先做设备后做步枪”的方针，陆续建立复装子弹、机器制造、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等作业门类。茶坊兵工厂的发展，改变了人民兵工初创时期修理枪械的简单作业形态，初步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军工生产体系，开启了“没有枪没有炮，我们自己造”的步伐。

　　据统计，这一时期的延安兵工的人数最多时达到3300多人，占到根据地产业工人的54%，先后组建了8家颇具规模、专业配套的兵工厂。著名的中国第一枪“八一式马步枪”，就是在刘贵福等人延安时期制造的“无名氏马步枪”基础上改进而成。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延安兵工在支撑陕甘宁边区武器供应的同时，还为其他根据地提供技术与人才的支援。1939年7月，中央军委从边区兵工厂抽调技术干部和工人组成“工人行军营”，开赴晋冀豫根据地支援军事工业建设。

　　此时的延安，就像是一块吸附力极强的磁石，引来了一批又一批兵工技术人才，又像一个大熔炉，让来到这里的人百炼成钢，再分赴战火前沿。又犹如一个巨大的孵化器，为人民兵工吸纳造就英才、输送传播力量。这个过程，就是延安精神的生成逻辑——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精神，而每一个走进延安的革命者，又都成为延安精神的铸就者。我想，延安精神的铸就者，当属每一个投奔延安为理想奋斗牺牲的革命志士，为延安精神所感召，又以付出心血激发着延安精神四射光芒。

　　人民兵工，亦是如此。

　　十多年后的1953年，当吴运铎用“把一切献给党”的呐喊，标定了人民兵工精神的最高信仰的时候，在延安精神的光芒里，我们看见了什么?

　　人民兵工，已经深融于延安的黄土地。人民兵工精神，必定以其与生俱来的基因，深植延安精神的沃土。我们仰望延安精神的高高张扬，而脚下已然人民兵工的足印深深成行，奠基着人民兵工的又一次壮大。

　　中国革命，从长征走到延安，延安成了红色圣地的象征，所有的奋斗艰辛都因延安精神成就着弘大的旗幡，引领中国革命走出迷途、走向胜利。

　　而就在这旗幡之下，我捡拾着人民兵工重生的步履，思辨着人民兵工精神与延安精神的交织过往。

　　我之所以用散记的文字笔触回望这段历史，源于我目前对这段千头万绪的兵工足迹深究不够，既不敢妄加评判，却又情怀难耐的内心纠结。写下来，只当是一丝丝推开思考的门缝，让自己越来看得越远。

　　去延安，去看兵工的印记、功绩。

　　情怀所向，又何止是延安。